图1 《杜普医生的解剖课》 伦勃朗 1632年

此刻我就躺在这张著名的画里（图1），却是极其不光彩地躺在里面，我就是画中唯一赤裸的人。除我之外所有人都衣冠楚楚！杜普医生的穿戴与其他人都不同，他也是唯一坐着的人。

这些画中的外科医生们为我盖了一条白色的布，但是通过布的质地和纹理来看，甚至都不能称为我“盖”了一条白布，而是随手为我“搭”了一条白布，更可能的，也不是出于保护我隐私的目的，而是为了这幅画的体面，为了正在形成中产阶级的外科行会的光彩，不信你看，画面中所有人有谁真正地关注我呢？虽然D和E医生的眼睛正盯着当时行会中解剖讲师杜普医生的镊子(但这只是画面中距离我身体最近的目光了，C正凝视着杜普医生举起的左手，那只左手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远离我的身体。B和F正直视着观众，G抬起头来正在用眼尾的余光企图与观众交流)，他们三个仿佛意识到他们不是某个真实或虚拟的历史场景中的一个角色，他们也并没有融解在某个被阿尔贝蒂所称赞的高深的人文主义观念中，他们此刻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处在被伦勃朗建构起来的舞台之上的人。

严肃的B医生在凝视观众之余，左手中还拿着一张纸，如果仔细看，或许会在纸上的第一行字里发现我的名字“Aris Kindt”，至少“Aris”几个字母还是挺明显的，下面还有很多行字，字上有些上肢肌肉的草图。没错，那名字就是我——阿里斯·金特，一个在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因为持械抢劫一件温暖华丽的斗篷[1]，早上刚刚被公正法律绞死的囚犯。可是我当时冷啊，荷兰的冬天那样阴冷，我直打哆嗦，整个阿姆斯特丹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呢？最终不过是少数的富人出钱让画家们把他们和他们的生活留在了画布上。而我作为一个在冬天挨冻的人，此刻也被这群外科医生们出钱定格在了伦勃朗的画布上，只是这代价实在太大，我是作为一个衣不遮体的、被法律认定的无耻之徒留在画布上的，这威严的法律也在画面中挥舞着自己刚正不阿的有力臂膀！

又或者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罪人，失去衣服、失去颜面，最终“失去”自己身体的罪人。此刻，我是多想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为那里不仅温暖，我大概不至于去犯这个持械抢劫罪，而且，那时画面中的赤裸身体还没有现在17世纪荷兰社会所认定的羞辱感。当初提香《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激起了对赤身裸体的分歧，人们无法统一究竟是穿衣服的象征了神圣端庄的爱，还是赤裸的美人象征了世俗的爱，最后是在潘诺夫斯基的严密考证下才确定了答案，那答案正是我此刻及其憧憬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因菲齐诺而知晓了通俗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对他们而言，衣服象征了身体，而裸体则象征了与世俗的身体、衣服相分离的无形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具有神圣的气息和无蔽的真理！所以最终，还是画面中充满诱惑力量的赤裸美人对提香和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代表了一种神圣的爱。可是，时间飞逝，世事难料，到了我的时代，在这幅1632年的画布中，我看上去实在是太惹人嫌弃了，围着我的外科医生们都穿戴得整齐干净，端庄的衣服就像由亚当夏娃最初采集来的无花果树叶演化而来的一样，层层遮盖着他们世俗的肉身，甚至密不透风地遮盖着他们除了脑袋和双手之外的所有肉身，毕竟这是北方寒冷的冬天，这些衣服的包裹使他们看上去都像义人！义人在冬天也要保暖。所以，大概没有人愿意碰触我罪恶的身体，也没有人在观看我的身体。

F医生的目光似乎稍微有些挑衅，至少相比起画中的其他医生，他是最不认真的一个，站在所有人群的后面，也没有伸着脖子看解剖的冲动，并且大概是距离我的身体最远的一个人。就他的姿态而言，他显然不是在第一时间来听杜普医生解剖课的，他只是来露脸的，为了显示自己是行会中的一员。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幅画最初是没有F医生的。如果去掉F医生，会发现这幅画的整体构图呈现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三角形——它的顶点在B医生，底边大致就是这张解剖台了。而后来加入的F医生以一种狡黠的目光挺着背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如果不是他右手指着我身体的姿势，都不知他跟杜普医生的解剖课有什么联系了。正是他右手指着我身体的那根食指，将远离解剖台的他与解剖课联系在了一起，这至少体现出他对解剖课的关注，虽然他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并不利于观看解剖。

但是F医生有没有围拢在解剖台上伸着脖子观看解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毕竟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剖场景，连解剖的器材都没有，除了杜普医生手里的那把镊子外，没有任何一把刀或者钩子，也没有常见的解剖教具，比方说连骷髅都没有，这实在不是一个展示、教授解剖的地方。如果这是一年一度将要在解剖剧院呈现的解剖大戏的话，那么画面中的这个屋子也很难称为解剖剧院，至少，连隔开观众的围栏也没有。

文章来源：《解剖科学进展》 网址: http://www.jpkxjz.cn/qikandaodu/2021/0329/6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