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回应康德“何为启蒙”时指出，为了理解我们是谁，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需要一种当下本体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从而去回答：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探索一种历史系谱学，去考察我们到底怎样被构成主体，我们的所说、所做、所想如何为社会所形塑，并为其所接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去想象一种哲学生活——关注自我的生活，从而去发现生成变化的可能。

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对世界的解释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理解当下的时代，才能认识到这个时代给我们所提出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可能。毕竟，马克思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能产生。认识不到这些条件，那只能是盲动。

鲍曼因其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社会关怀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两次争论——“现代性”争论与“全球化”争论——中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与“后现代性”三部曲（《后现代伦理》《生活在碎片中》和《后现代性及其遗憾》）更是奠定了其在相关领域的关键地位。因为对后现代社会一系列深入独到的论述，鲍曼也被誉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在“现代性”争论中，可谓高手辈出，鲍曼的后现代论说也可谓独步江湖。但到了新世纪，鲍曼不再满足于用“后现代性”来指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代社会，于是继《流动的现代性》在2000年（英文初版时间）出版之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又出版了6本以流动性为主题的专著。《流动的生活》（2005）就是其中一本。

我们不禁要问，鲍曼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我们从鲍曼那里能得到什么？

一、流动的现代性还是新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若要理解《流动的生活》，就不能不知道鲍曼所界定的流动的现代的社会。这个社会一言以蔽之：万物皆流变。果真如此，这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观有何差别？

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现代性是与之前的固态（稳固）的现代性相对应的，两者根本区别有三：权力运作方式，劳资关系以及主导的生活方式。在固态的现代性（在鲍曼看来，也就是福特制资本主义）中，一切都需要法律制定者、程序设计者和监督者进行统一规划，这就不得不需要权威。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完全控制，对劳动过程和技术分工进行严格的切割，从而驯服劳动力，并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生产方式，不仅资本主义需要，社会主义在积累时期，也同样需要。这就是列宁对泰勒制青眼有加的原因所在。而到了流动的现代性时期，权威让位给榜样，严格的纪律让位于人本身的自律。没有人再板着脸对你施加命令，前提是你必须把这种命令内化，成为你主动、积极去接受的东西。“榜样的力量”就在于此。毕竟，人总要对自己负责。如果你不好好健身，老板不会告诉你，健康问题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会让你去找健身教练或者去看娱乐明星，让你在那些名流榜样面前自惭形秽，从而下定决心，“关心自己”。生命的再生产与生产之间就通过榜样（以及与之相关的广告宣传）而得到中介。

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只有商品化，劳动力才有被雇佣并与资本相结合的可能。资本正是通过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这两个过程，将劳动力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固态的现代性之下，劳动力注定要在资本（以各种管理者作为代理人）的监视和调控下，进行紧张而有序的劳作，这时，工厂就是福柯所说的全景式监狱。国家的功能就是维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稳定雇佣关系。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尤其在“二战”之后的福利国家让充分就业得到部分实现，劳资矛盾有所缓和，但福利国家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提高了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为资本积累提供了障碍。我们知道，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资本c除以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之和）必然有所提高，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利润率降低的趋势。如果为了挽回局面，去增强劳动强度或者延长劳动时间，势必要引起更加剧烈的阶级斗争。为了缓解福特制生产的危机，在1973年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社会福利，采取“弹性”“灵活”的生产方式。那些采用“灵活性”的企业几乎故意利用并加剧一种不安定的形式，以求降低成本，并让劳动者始终处于丢掉工作的危险之中，以使这样的降低成为手段。（布尔迪厄：《遏止野火》，河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这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失业和大量没有保障的劳动力的出现，最终生产出数量可观的相对剩余人口——产业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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